金富轼(김부식) (1075-1151年2月24日) ，号雷川，本籍庆州，谥号文烈，是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期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历史学家(유명한 학자·역사가·정치가)。其所著的《三国史记(삼국사기)》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历史书籍。

金富轼出身新罗王室，母亲出自开京姚氏。他的曾祖父是高丽王朝庆州总督(총독)。他的父亲和三个兄弟也都是高丽官员。1075年，金富轼生于开京（开城），父亲金觑曾任礼部侍郎等职。富轼兄弟五人自幼熟读诗书，除了出家为僧的玄湛，兄富弼、富佾和弟富辙（后改名富仪）皆“以文学进”，与父亲一样先后通过科举(과거)考试步入仕途，并且身居要职。高丽肃宗元年（1096年），年仅22岁的金富轼科举及第入翰林院，历任右司谏、中书舍人。

1122年，权臣李资谦扶植自己的外孙王楷为王（即仁宗），以外戚(외척)的身份当权，仁州李氏一时权倾朝野。朝中以宝文阁学士郑克永为首的部分大臣提出李资谦应上表不称臣，理由是“不臣者三，后之父母居其一”，附和者众。时任宝文阁待制的金富轼却连续列举了汉高祖之父太公、汉献帝岳父不其侯伏完、魏帝曹奂之父燕王曹宇等人，提出“虽天子之父，若无尊号，则不可令人主拜也”的主张，更明言“虽父子至亲礼数尚如此，况外祖乎？”，显示出非凡的胆识和学问。进而提出“宜令上表称臣，在王庭则行君臣之礼，宫闱之内则以家人礼相见，如此则公义私恩两相顺矣”。碍于公论，最终李资谦不得不采纳了金富轼的提议(제의하다)，并且上表说“今观富轼议，实天下公论也。微斯人，群公几陷老臣于不义”。当然，这只是李资谦的一次做秀，因为不久之后的1126年正月，他便发动了政变(정변)，调兵包围并火烧王宫，大肆诛杀异己，还一度软禁(연금하다)了仁宗。可见在李资谦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不臣之心的，也许提议让其上表不称臣本来就是他的安排，只不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金富轼。

第二年，金富轼转任礼部侍郎。仁宗追封李资谦的祖先，朴升中为取媚李资谦而提议应该赐教坊乐，金富轼以“涕泣岂可用乐”驳斥之。朴升中不死心，又提出以李资谦的生日为仁寿节，金富轼毫不含糊的指出“生日称节自古所无，唐玄宗时始称皇帝生日为千秋节，未闻人臣有称节者”，再次展现出蔑视权贵的铮铮铁骨。此后，金富轼历任御史大夫、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进平章事加守司空，成为朝中重臣。虽然金富轼是个佛教徒，但他却认为用儒家思想管理国家要优于佛教。金富轼还主张对中国朝贡，这样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早在高丽尚未统一朝鲜半岛时，太祖王建就选择原高句丽都城平壤作为开拓西北的根据地(근거지)，于918年开始建设，定其为大都护府，平壤也由此而被称为西京。高丽王朝在西京安置文武官员，设置统治机构“分司”并设御史分台加以监视。西京作为堪与国都开京相匹敌的重镇而为高丽王朝历代所重视。1126年5月，仁宗拉拢李资谦的心腹拓俊京清除了李资谦及其党羽。1127年，仁宗借巡游西京之际，借助西京两班与僧侣之力又除去了拓俊京。仁州李氏没落后的权力真空令开京与西京两班的矛盾日益激化。

以妙清、郑知常为首的西京两班一度得势，1134年，妙清提议仁宗前往西京避灾，进而提议迁都西京，但却遭到开京两班的坚决反对。金富轼针对妙清的阴阳地理说，指出“今夏雷震西京大华宫三十余所，若是吉地，天必不如此，避灾于此，不亦左乎？”，进而提出“况今西成未收，车驾若出，必蹂禾稼，非仁民爱物之意”。在其力谏下，仁宗打消了前往西京的想法。

以金富轼为代表的开京两班与以郑知常为代表的西京两班斗争的结果，是在1135年1月，妙清一党聚众叛乱(반란)，自称大为国，定年号为天开元年，并组织所谓“天遣忠义军”占领了西京与开京之间的要冲岊岭（黄海北道瑞兴郡）。成为平叛军元帅的金富轼于出兵之前果断地诛杀了位于开京的西京两班郑知常、金安、白寿翰等人，金富轼的这次先斩后奏显示出其果敢决断之能。事后身着戎服的金富轼于天福殿接受了仁宗亲授的斧钺，取得平叛的专权(전권)。

当时将士普遍认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奏凯而归，所以军需缁重并未置办妥当便纷纷赶来，恰逢雨雪天气结果人马冻馁军心涣散，在金富轼的及时安抚之下军心才得以安定下来。仁宗命洪彝叙、李仲孚持诏书前往西京，二人心中惧怕，磨蹭了四天好不容易到了生阳驿就再也不肯前行了。金富轼得知后，将洪彝叙囚禁于平州，将李仲孚流放到白翎镇，并于宝山驿阅兵三日，聚众商议平叛事宜。当时众人都说兵贵神速，应该倍道疾驰攻其不备，只有金富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西京众人久欲谋反，如今想攻其不备已难以实现，而在将士有轻敌之心且军需不足之时冒然进攻，将会有三不利——可能遇见伏兵、屯兵坚城之下而天寒地冻(날씨가 무척 춥다)、两界（指北界和东界）可能有呼应西京之人。不如引军绕道前往敌人背后，沿途获取军资并安抚诸城，一面增补兵力一面休整将士，以大军慢慢缩小包围，而后再传檄西京。

金富轼没有向西京重兵屯守的岊岭进军，而是采用迂回战术经涟州抵达西京北方的安北大都护府（即安州），两界之人见大军忽至均惧而出迎，西京被完全孤立。在金富轼军压城和强大的心理战术之下，西京人杀死妙清等人请罪投降。然而当时留在开京的重臣们却说西京人是因为仁宗的檄文而投降的，你金富轼身为元帅不直趋西京，领军攀山越岭绕远道去安州，何来功劳？！没有采纳金富轼善待降将的提议，致使西京人在赵匡领导下再次反叛（赵匡原任西京分司最高官职侍郎）。金富轼派录事李德卿前往劝降，结果和仁宗先前派去的殿中侍御史金阜、内侍黄文裳一样被杀，一直希望能尽可能减少杀戮的金富轼无奈之下只有再度起兵平叛(반란을 평정하다)。

为何会以金富轼这样的文官为大元帅呢？这与高丽朝的兵役制度有关——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由国王掌握，而由高级文官组成的中枢院加以辅佐。也就是说，武班官僚各方面的待遇都比文班官僚低，没有左右整个国家局势的职权。这种文尊武卑的倾向越到后期越严重，文武两班的矛盾最终引发了武臣对文臣的大清洗，郑仲夫发动兵变夺权，此后庆大升、李义旻等武臣也先后把持朝政。这是后话了，这里略过不提。

面对背山阻水、易守难攻的西京，金富轼一面分兵五路环城列营包围西京（中军屯川德部、左军屯兴福寺、右军屯重兴寺、后军屯守大同江、前军屯重兴寺东），一面安抚四散逃避的百姓。大同江是封锁西京的重要一环，然而上将军李禄千不听劝阻轻敌冒进，因潮退水浅而使战舰搁浅，西京人顺流放下十余艘装满木柴和油的小船，又于江岸设伏弩放火焚舟。这一战使屯守大同江的后军伤亡惨重，金富轼立刻于夜间秘密调派一千士兵增援，次日黎明西京人果然前来偷袭，结果大败而归。如果不是金富轼及时补救，对西京的封锁就可能被打破。这次胜利不仅斩获甚多，也令军心大振。

考虑到春夏之交很可能会涨水，金富轼打算在西京城外修筑小城避水，派遣士兵轮流屯田和休整。众人都说西京人少，我们举国兴师而来，应该指日破敌，如今已经拖延了数月，居然还要筑城自固，这不是示弱吗？ 金富轼答道：“城中兵食有余，人心方固，攻之难克，不如好谋而成，何必疾战，多杀人乎？” 于是环西京修筑小城，对俘虏或投降者一律厚待之，这样一来西京关于被俘或投降者均被处死的谎言就被揭穿了。

此时朝中又有人提出，如今金富轼兴兵数万却担心一时之损而使西京迟迟不能被攻克，万一邻敌趁机而动或国内有变岂不麻烦？要求另遣重臣，“不计死伤刻日破贼，敢有逗挠者以军法论”。金富轼于是上奏：“臣观西都，天设险固，未易攻拔，况城中甲兵多而守备严。每壮士先登，仅至城下，未有窬城超堞者。云梯冲车，皆无所用，童稚妇女，掷砖投瓦，犹为劲敌。设使五军传城而攻，不出数日，骁将锐士，尽毙于矢石矣。贼知力屈，鼓噪而出，锋不可当。何暇备外虞哉？-------故欲以全策胜之，不伤士卒，不挫国威耳，兵固有不期速胜者。”从而打消了仁宗的疑虑。

金富轼的消耗战术非常成功，西京粮尽，不得不将老弱妇女全都赶出城，留在城中的士兵也都饥饿难奈，纷纷出降。见时机成熟，金富轼命诸将起土山，“先于杨命浦山上竖栅列营，移前军据之。------ 十一月诸军就前军屯所起土山跨杨命浦抵贼城西南隅，昼夜督役。”金富轼还采纳侨人赵彦的建议，于土山上架设炮机，以巨石、火球令城中之人无法接近修建中的土山。第二年二月，西京人因为金富轼在城外建土山而打算在城内筑重城，金富轼得知后说道：“贼虽筑城何益？”在金富轼的亲自督阵下，西京终于被攻破。金富轼下令：“擒贼者赏，杀降及剽掠者死！”最终赵匡等叛乱者绝望自杀，这场高丽建国以来最大的叛乱被彻底平息。仁宗大喜，厚赐金富轼，对其“不顿一戈下全城于反掌”大加赞赏，“拜输忠定难靖国功臣、检校太保、守太尉门下、侍中、判尚书吏部事、监脩国史、上柱国兼太子太保”。三年后“加检校太师、集贤殿大学士、太子太师”，金富轼成为朝中元老，总揽朝政。1142年，在金富轼再三上表请求之下，仁宗允许他告老还乡，“加赐同德赞化功臣号，诏曰：‘卿年虽高，有大议论当与闻'”，可见对金富轼的信赖与倚重。

综观金富轼平定西京叛乱一役，与《三国志》中司马昭攻克诸葛诞固守的寿春城十分相似，“使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叛乱者一样的拥兵聚粮闭城自守，平叛者也都围而不攻，在时机成熟之后亲自督阵，一鼓而下。战后也都不杀降俘，只戮其元恶而已。有趣的是，“初围寿春，议者多欲急攻之，大将军以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历史是何等的相似而智者又是怎样的所见略同。类似的例子尚有陆抗平定西陵督步阐之乱，所用的办法也大致相同。其实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在攻城时也经常使用这种付城和兵粮战术。

西京从太祖王建时代起就为历代高丽王朝所重视，经过两百余年的经营，堪称固若金汤。在冷兵器时代，要想攻克这样的城池是非常不容易的。金富轼在平乱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出兵前迅速安定军心、诛灭朝中西京势力；在要冲岊岭失守的情况下，镇定自若地指挥大军采用迂回战术绕到敌人背后，再分兵南下合围，彻底孤立西京；在大同江之战失利时急调士兵进行补救等等。尤其难得的是在众人议论纷纷、贪功冒进之时能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如果不是胸中有雄兵百万，怎会有如此的从容！如果说在征战时善待降俘、爱惜将士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在位高权重时功成身退不贪恋权势，就殊为难得了。

金富轼在告老还乡后的第四年（即1145年），终于编撰出了使他名留青史的著作《三国史记》，这一年金富轼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1147年，毅宗即位后，金富轼“封乐浪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1151年二月戊申（二十四）日（2月2日），七十七岁的金富轼告别人世，谥号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