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是朝鲜李朝哲学家,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字美镛,号茶山、俟庵。他被认为是韩国“汉字出现以来留下最多著作”的大学者，共留下五百余部著作，在宗教典籍、政治、经济、法律、医学、农事、筑城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因此也被称为“韩国的达芬奇”。

丁若镛(정약용)一生度过了75个春秋，共留下五百余部著作，在韩国被认为是“汉字出现以来留下最多著作”的大学者(대학자)。他所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在宗教典籍(전적)、政治、经济、法律、医学、农事、筑城(축성)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因此他是一个各方面皆通的全能型人才。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虽然身为贵族(귀족)，丁若镛仍然胸怀改造现实的想法。他主张对政治机构和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全面革新(혁신하다)，并且希望在土地均分的基础上按照劳动力去分配收获的成果。另外他曾任京畿道的“暗行御史(암행어사)”，大力打击了铲除(뿌리뽑다)祸害百姓的贪官污吏(탐관오리)。他凭借“东方筑城术”被认为是朝鲜王朝最杰出的工程师。他为什么对如此广泛的领域都产生了兴趣呢？

1762年，丁若镛出生于京畿道马岘，是“晋州牡史”丁载远(정재원)的第四个儿子，可以说他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갈라놓을 수 없는 인연)。丁若镛出生的那年发生了朝鲜王朝最大惨剧之一的“壬午事件(임오사건)”，英祖(영조)认为太子无能，就将其儿子困于米缸(쌀독)中杀死。丁载远对于这一事件十分气愤，一怒之下辞去官职回乡休养，而丁若镛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他自小聪明伶俐，4岁时便可熟读千字文(천자문)，7岁时就能作诗，小小年纪就对不合理的身份制度抱有怀疑的态度，并对脱离现实的儒教经典感到困惑。他在16岁时，受到实学家李瀷(이익)先生深入朝鲜王朝现实与百姓生活的文学作品感染，决心追求对实际生活有帮助的学问。22岁时，他进入成均馆(성균관)学习，28岁时考中科举，走上了为官之路。

他的官场之路可谓是顺利平坦，最初的官职是“禧陵直长”，“从七品”，陆续升为“正六品”的“司谏院正言”和“正五品”的“司宪府持平”。在1792年，他身任“修撰”，开始编写书籍，也正是此时，他以西方的筑城之法为基础，设计出“城制(성제)”与“起重架(기중가)”，为修筑水原城(수원성)作出了贡献。在1794年，他任京畿道的“暗行御史”，惩治贪官污吏，不仅得到了正祖(정조)的信任，还受到了百姓的爱戴。然而1800年正祖突然去世，丁若镛从此踏上了受难之途。

在20岁出头时，丁若镛深受西学感染，经常受到天主教(천주교)事件的牵连，在“天主教迫害事件”中更是惨遭流配。从1801年起，他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配生活。而如此长久的艰苦生活，却使丁若镛领悟了许多东西。他在偏远的山村与百姓们共同生活，亲眼目睹了朝鲜王朝后期百姓遭到压迫的真实情况。于是直到流配生活结束的那天，他全身心投入到对学问的研究中，写出了许多对百姓生活有实际意义的不朽名著。其中有研究如何运营国家赋税与财政政策的《经世遗表(경세유표)》，研究地方官员应如何为百姓制定政策的《牡民心书(목민심서)》，以及载有麻疹与天花疗法的医书《麻科会通(마과회통》等。就连丁若镛自己的号－“茶山(다산)”，也是根据流配之地康津的山名而得来的。

丁若镛把谪居之苦中遇到的苦难，全部升华成学问。在1818年，他终于结束了流配生活。且直到1875年他去世时，他还在家乡把研究的学问汇集起来，对实学思想进行再次总结。在1822年，他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为自己起了一个叫做“俟菴(사암)”的别号。“俟菴”是根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一经典名句而来的。在理学名分论盛行的时代，他强调通过“利用厚生(이용후생)”和“实事求是(실사구시)”，去改变自己的国家。然而他的梦想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如此，每到生活艰苦的时候，后人总是会想到他，想要从他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说丁若镛冲破中世的黑暗，为近代的朝鲜王朝带来了一片曙光，他已经实现了他的夙愿(숙원)，成为了为世人指引方向的明灯(등댓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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